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有许多遭人诟病的东西，但他有一条原则，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守法。是的，这家公司将守法写入了公司守则中。不管到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公司都规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管当地法律是多么不合理。

这家公司跟黑奴、鴉片都撇不开关系，但是在英国政府拿破仑战争后禁止了黑奴贸易，东印度公司就不干了，在道光年间满清政府下令禁止鴉片进口，东印度公司也不干了。

当然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道德，而是出于贸易安全考虑。

这跟后世中国的国企一样，尽管黑暗面很多，其实国企的违法行为要远远少于私企。为什么，因为国企管理者的经营动力并不是利润，而是官当的稳当不稳当，所以做违法的事，哪怕赚取了高额利润，结果惹来了麻烦，导致企业老总被撤职，这不符合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尽管也有国企爆出来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总体上是远远少于私企的，他们没有私企干的多，也没有私企干的那么丧心病狂。

东印度公司也一样，他们的企业管理者早就超脱了利润驱动的时代，最大的驱动力是维持垄断地位，如果触犯英国法律，他们就有可能被英国政府剥夺特许权，如果触犯中国的法律，那就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禁止贸易。

因此他们不愿意违法，违法的成本太高。但他们不愿意违法，却不是出于内心对法律的自觉遵守，那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继续取得利益，那就是绕过法律途径，继续从违法的业务中谋利。

中国大多数国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那就是将劳动外包出去，一个个看起来在国企做事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劳务外包公司派遣的，这就让国企规避了因工人加班加点触犯劳动法的风险。

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措施，则是将鴉片贸易这种禁止的贸易，从公司手里转移到那些依附于公司的散商名下。鴉片战争前期，每年输入中国的鴉片数量确实巨大，但却很少是东印度公司贩卖的，而是渣旬（怡和洋行）、颠地（宝顺洋行）以及美国旗昌洋行这些依附于东印度公司的港脚商人贩运。但就如外包劳务的国企一样，最大的获益者，其实还是东印度公司，因为东印度公司虽然因为触犯法律，退出了运输和销售环节，但他们却利用在印度的政治垄断地位，垄断了鴉片的生产，那些港脚商人最后不过是给东印度公司跑腿的而已。

由于守法的东印度公司不会触犯法律，因此他们进入英国的商品，可都是照章纳税的，可以说，东印度公司在每个通过航运运往英国的茶叶箱子上都盖上了印花税印记。

东印度公司缴纳的茶叶税有多么重要，根据英国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财政收入总量中占到了10%的份额。

东印度公司合法纳税，光是茶叶税就能带给英国政府一成的税收，而东印度公司所有贸易项目中，茶叶贸易的利润也是最大的，可以说茶叶贸易不但关乎英国政府的财政平衡，也关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稳定。

周琅就是要打击这一点，既能打击英国政府财政，又能打击东印度公司的利润。

而从他收到的情报中，他恰好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打击的机会，那就是周琅发现以向英国走私茶叶为主要营业的丹麦和瑞典的公司，每年从广州收购的茶叶，竟然比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多。

丹麦和瑞典两国的市场显然不可能有英国市场那么大，那么他们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数量一定是巨大的。周琅并不知道两家公司的核心数据，否则他就会知道两家走私卖给英国的茶叶，占了他们出售茶叶数量的九成。

因此方法就简单多了，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货源，向这两家公司大量供货，只要他们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多到一定程度，市场价格就会下跌，东印度公司通过合法渠道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就开始无法盈利，甚至陷入亏损之中。东印度公司无法从中国贸易中取得利润，也就不会在向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就间接降低了对中国渗透的可能性。

对周琅来说，向丹麦和瑞典公司大量供货，并没有什么损失，反而会增加整个国家的产业出口额，茶农得到了更多的收入，社会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流入，总有一天会厚积薄发，转化为磅礴的资本力量。

当然周琅即将实行的这些方法，并不合理，他等于是间接的向英国走私，可是他却没有违反任何一条规则，因此他只是一个搅局者，一个挑战者，一个野蛮人而已。

至于能起到什么效果，周琅并不清楚，因为他并不知道，事实上，走私贸易，已经摧毁了英国的茶叶财政。英国散商们在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下，大量加入中国茶叶贸易中，这些散商并没有东印度公司的守法守则，在法律监控不到的地区，他们自己也向本国走私，结果走私输入英国的茶叶，每年的销售额高达400万到700万英镑，大大超过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合法进口茶叶。结果冲垮了茶叶价格，摧毁了东印度公司利润的同时，也摧毁了英国的财政平衡。

迫于陷入亏损的东印度公司的压力，皮特首相不得不改变政策，大大降低了茶叶关税，好让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恢复竞争力，把茶叶税率从119%降到12.5%，下降了十倍，为了弥补茶叶税收的减少，维护英国的财政平衡，皮特首相不得不开征了一项奇葩税种，那就是窗户税。

按照每家每户的窗户数量征税，茶叶可以走私，窗户总不能藏起来。于是英国人嘲讽在英国连沐浴阳光都要收税，大有民国时期CD军阀杨森向掏粪人开征粪捐的风范，这种情况受到当地诗人刘师亮的讽刺，做诗曰：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英国为什么要开征如此离奇的税收，就是因为之前茶叶税在财政中无可替代。

征收窗户税，那已经是十年前的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茶与窗户法案》的事儿了。

而今周琅开始对英国茶叶残存的那百分之十几的税率发出冲击，而英国人却要面对更加紧张的财政压力，那就是要为持续进行的反法同盟提供军费支持和军事援助，好击败大革命后的法国。

此时法国大革命的悍将，英国人命定的对手，拿破仑波拿巴先生才刚刚崭露头角，偏偏周琅开始阴谋打击英国的财政，势力强大的英国政府或许不会被财政负担击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征收各种奇葩的税种来抵消茶叶走私带来的税收下降，比如征收不能躲避的厕所税，人可以喝走私的茶叶，但总不能不上厕所，在每个厕所门口放一个税吏，进出都收税。

可东印度公司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就不好说了，失去了最为丰厚的茶叶贸易利润，东印度公司会不会提前破产不好说，但一定会被削弱，会无法投入更大的力量在中国扩张。

这就是周琅最重要的目的，精准打击英国东印度公司！

于是很快广州的西方商人们发现，有一家新的商行冒了出来，大量向丹麦、瑞典以及一些像柯克斯·理德这样的英国散商，都发现，他们可以绕过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到畅销的茶叶了。

而向他们提供茶叶的公行，竟然还比市价稍低一些，比十三行提供给东印度公司的价格都低。当然主要还是数量，这家公行能提供的数量，比过去十三行有意控制的数量多的多。

这些商人十分好奇，这些茶叶是从哪里来的？